而此时，从2003年就开始以城乡统筹方式悄然土改的成都，仍在探索农地产权改革之路，在农地产权改革是否“私有化”、谁是农地流转的受益者、农地流转后农民的保障怎么办等错综复杂的争议中前行。

然而，任何一次改革必然是利益的触动和重新分配。

首先，农民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享受到土地变为可流动的资本和借此带来的好处，但城乡资源差距决定农民以土地和房屋换来的资本权益仍有限。按成都的农村工作新规，农民土地在“集中”之后可每人分得35平方米集体土地上的“商品房”。宅基地超出部分按每平方米300余元补偿，以1户3口人计算，原本仅值几万元且难以流通的农房，变身可随时流通且价值约30万元的“商品”。农民再以土地使用权流转坐收租金或入股分红，并办理社保。

其次，农地入市成为住宅商业开发的前提是地方政府将整理农民土地、宅基地后的“余额”部分变身为国有土地再进行拍卖，远离城区的乡村只能将多出来的指标直接卖给大城市或其近郊区县，而在这部分的资产增值上由城市说了算，农民只能冀望于以此换回“新农村建设”这张支票。

这种“城市反哺农村”的做法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就实际看来农民增加了收入、新农村建设找到了资金，城市的扩大得以延续。

眼前的多赢能否变为长期的和谐？

可以确定的是，5亿城市人口撬起了房地产如今的大蛋糕，9亿农村人口即将撬动另一块房地产蛋糕，对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来说，未来如此美好——地方政府成为农地入市的直接受益者，土地财政模式将得以延续；而开发商看到的将是购房人群成倍扩大。

但对失去“最后的保障”——土地的农民来说，就意味着失业，只能挤进城市或者成为现代农业产业工人，成为新的购房群体，而农民暂时提高的生活标准换来的代价是成为新“房奴”和沉重的就业压力。